只看数字恐怕丹南在册的驻军、厢军、土兵、乡兵、诸武役合计不下三万人，可用的有这么多吗？，当下真正可依靠的能有几个？
依靠营丘通判嫡系的应天府教阅厢军三百八十四名正兵？还是霄都监信用的驻泊禁军兵马三百一十二名正兵？雷厉与源净的十八名射雕手与十二名游猎手？复真观三十六名天罡羽士？
即便最得力的由杨永节所率领的御前司禁军满打满算也不过五百单八人，但是这些人可靠吗？而扈从东丹使团的禁军差不多千余人，却决计动弹不得的，不只是职责所在，更是让人无法信赖。
那仅靠这些人又岂能稳住丹南局面？。
还能用谁？
应天府栾大判所管西厢厢军可用吗？应天府及各军监县衙门差役铺军敢用吗？各地巡检的巡丁呢？提刑司的缉捕使臣呢？
目送众人离开，承公只留下紫舒輈与公良吉符，
“子行，”
这话是说给紫舒輈听的。
“关于都转运使司和提刑司，朝廷如何安排？”
路都转运使司即漕司，统治一路财赋外还监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荐贤能等职责，若是不设经略安抚使司，都转运使司才是一路最高行政衙门。安抚使司也是着重管军务治安，以分其职司。然路都转运使司经度本路租税、军储，供邦国之用、郡县之费；分巡所部，检察储积，审核账册，刺举官吏臧否，荐举贤能，条陈民瘼，兴利除害，劝课农业，并许直达御前的职司若是有得力使臣也可独领风骚。
提刑司即宪司，专掌刑狱公事，察所部疑难不决案件、所系囚犯案牍覆审，督治奸盗，申理冤滥，并岁察所部官吏，保任廉能，劾奏冒法职司。
按着朝廷制度，若是监司齐备则路安抚司、都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分掌一路军、政、刑事。而现如今承公履新经略安抚使，自然尤为关心朝廷如何安排都转运使司及提刑司人事。至于朝廷依旧如前空阙使臣是绝无可能，否则丹南路岂不是承公一家独大，无人制衡？这是大肇法度决不能姑息之事，莫说其他监司使臣，恐怕经略安抚司走马承受公事内臣也已经在路上了。
走马承受公事，乃是大肇帝王特派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动息、府县不法事，事无巨细，皆得按刺，每年一次赴阙直达奏事，如有边警急报，不时驰驿上闻，并许风闻行事。名义上隶属帅司，其实就是身份公开的坐探，堪称是监军一般，自太宗朝设立此差遣以来，先是文臣朝官充任，后改为三班使臣武臣，而自慈圣承制以来每每以内侍充任，渐成常例。而丹南如此要镇，必然是太后亲信内臣奉此差遣而来。
紫舒輈明白承公的意思，这些本就是藩臣最关心的本份事，也不讳言。
“承公，相公们在转运使上虽有议论，但是其任命反而走在了您前面，至于提刑司，如果经抚与漕司能经理起来那是最好，毕竟丹南并非边路，三监具备反而容易招起物议，天下还是宜静不宜动！”
承公微微颔首，若是路司使臣过多，对于自己的经抚司行事其实是不利的，看来朝廷中人也不愿对他过多掣肘。
“转运使已然任命，不知是哪位力臣？”
公良参谋问道，毕竟若是不对付的都转运使司到任，等于丹南政务半壁不可控了。
“乃是承公故旧，说来也是与吾等兄弟关系匪浅。”
承公双眸半睁，看来天子和子庚相公是要将丹南打造成新政故臣的金穴玉窟了。
“昔起居舍人，现新市令，转任丹南路都转运使兼知顺昌城监，横玮公。”
横玮是庆康新政骨干，更应当说是急先锋。此人也是望族出身，其郡望乃是大綦名门昌国横氏，大宗在大綦称得上簪缨门第，开枝散叶于四方邦国。其同宗有西陆诸侯卿士，东丹绮里太后身边亲信大臣也是横氏出身。而横氏在大肇也是瓜瓞绵绵，形成了真定大横氏、彰德小横氏之格局。
横玮便是出身彰德小横氏，其四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抚养成人。长大以后，已能自立，有远大的志向。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宣宗明元五年，未满二十岁便中了进士第二名，授将作监丞，通判湴阳城，并携母簋氏就职。明元八年，横玮因母簋氏逝世去职丁忧，服丧期满，起复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改监左藏库，时人皆以为高第而就杂务，以为非，只有横玮安之若素，泰然处之。
当时左藏库常例，凡宫中需要财物，都由内臣拿着批示直接领取，无须印信。横玮则上疏建议恢复旧制，设置传宣合同司，以便验证加强防察宫中重要财物的流失。过去，凡有大批货物运到，必须宫廷内使亲临监视后，仓库方能够接收。可是主管宦官往往疏懒于此，结果大量货物曝露室外常有损毁，横玮于是上奏建议废除非宦官监视不得入库的制度。
也因此横玮得到宣宗重视，庆康元年，调为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官服。次年拜右司谏，其敢于直谏，诤言谠议，政治上与杜溢、士悦等相得，任右司谏时，前后共上疏达七十多次，常常是以辨明得失、端正纲纪、亲近忠直之臣、疏远邪佞小人为核心，严厉抨击官场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之风作风，劝谏宣宗非革新不能振作纲纪，非新政不能感奋军民。
庆康三年，横玮以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的职衔充任接伴使，与计司厘定茶法。同年，被授为东丹正旦国信使，乃是大肇正式出使东丹第一人。还朝之后，任“同三司省国用”，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庆康三年，九月十日，重阳次日，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时任昆仑北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的士悦刚刚回朝赴阙奏对，便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根据其在边关和地方见闻，以及精心调查历年支计，力陈朝廷时弊。士悦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然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以此劝谏宣宗，不可姑息陈弊，否则百仞之松，伤于下，而末槁于上。宣宗说实在话，不过是中人之姿，虽宽厚仁和，却缺了披荆斩棘的魄力和万象更新的豪情，虽知朝廷积弊甚巨，却不如士悦看得透彻和长远。为子孙万代计，为天下苍生计，宣宗虽还有迟疑，却再也按捺不住除秽布新的心思。
于是，横玮另辟蹊径，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率先敲响了矢志革新的战鼓，并将矛头已经狠狠刺向因循守旧官僚的核心，即当时秉政的四位宰辅，其中一位横亿还是横玮的族叔。横玮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国朝五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以此坚定宣宗实施新政的决心。而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也，不仅是横玮闻名天下，更意味着宣宗已经将革新作为现在国策了。
也因此横玮作为了新政的急先锋，与士悦并为新政领军人物。可惜进奏院案发，横玮与承守真虽然保住了紫舒輈的性命，却保不住自己随着新政也雨打风吹去。算起来，昔日京城一别，两人也有九年未曾相见了，不知昔日这才华横溢的青年坎坷至今可还有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