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渠开凿于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由于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故而得名白公渠，也常与原有的郑国渠合称郑白渠。
早在西元前129年，汉武帝就采纳了大司农的建议，命水工徐伯率领万人开挖漕渠。
徐伯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漕运关东之粟，同时也可灌溉田地万余顷。
3年后渠成，民得其利。
后来，赵国中大夫白公建议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今陕西临潼），注入渭水，全长200里，灌溉农田4500多顷，因白公之名而称为白公渠。
东汉迁都洛阳后，白渠一度废弃。
历史上，直至东晋十六国中前秦（苻秦，非姚秦）以关中为根据地时，苻坚方才组织农工对白渠加以整修、并恢复供水。
自此，荒废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长安城，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此后，南北朝对立之时，北朝逐渐开始重视并重修郑白渠（郑国渠、白公渠组成的水利体系，统称为郑白渠），长安城这才成为隋唐国都（实际上是大兴城，但无论名称如何改变，其地理位置均在目前的西安市）。
由此可见，水利工程在古代，对政治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赵旻要想迁都长安城，那么必须首先重修白公渠，并使其与郑国渠成为一个完整的水利体系，也就是修成东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郑白渠。
此事绝非等闲之事！
与原本的汉末三国魏晋历史截然不同，长安城如今意义非凡！
历史上的汉末三国魏晋，整个凉州较为贫瘠、地广人稀、西域战乱不休、关中人烟稀少、郑国渠淤堵严重、白公渠甚至已荒废，所以长安城不具备任何定都的条件。
但在这个时空之中，随着西域都护府重设、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凉州变得欣欣向荣、关中人口断崖式上升，大汉定都长安城，实际已是大势所趋。
好吧…
这个时空与历史上的汉末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因为历史上的汉末，实在是太可怕了！
比之可怕的西汉末年新莽之乱还要可怕！
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
摘自《后汉书之仲长统传》
言归正传。
一言蔽之，趁今岁无大型战事，苟哥便决定发动自己的中军，齐心协力修复白公渠、并使其恢复供水，同时疏浚郑国渠，使这两条渠道形成互动，成为一个完整的水利体系：郑白渠。
正常来讲，这种超过二百里的大型水利工程，放在汉末，至少要修建十年之久。
但赵旻计划只用半年时间修建完成：
因为论工程建设，基建狂魔、赵旻童鞋是专业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此重要的水利工程，赵旻为何要将工期压缩到半年呢？
原因也很简单。
赵旻今岁还想修建另外一个超级水利工程。
但因为郑白渠项目刚刚立项、可研性报告尚未被卫府通过，所以另外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目前还仅仅存在于赵旻的设想之中。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水利工程，意义绝对非同一般。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问题在于，关羽、张飞这类社会中下层出身的武夫，是否懂得官音，便必须打个问号。
关、张转战多年，发迹之后，一定也学会了官音；但二人发迹之初，恐怕很难用官话流利沟通。在此背景下，即使刘备懂得官话，平日里与关张交流，也必定用河朔语（乡音），不会用洛阳音（官音）。
更大的问题在于，指挥部曲的任务，一般落在关、张、赵身上。
关张赵麾下的河朔兵士，文化程度一定更加不堪。因此即使他们学会了官音，指挥部下时，恐怕依然会使用河朔语。
这种局面，历史上曾多次出现。
比如东魏权臣高欢，同时通晓汉语与鲜卑语，见公卿则讲汉语，见兵士则讲鲜卑语，流利切换。
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怿（高）昂。神武（指高欢）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高）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北史高敖曹传》
当然，无论是河朔音还是洛阳音，均为汉语，与鲜卑语绝不相同；
但口音问题必定存在，无可争议。
河朔地区由于汉胡杂居（遍布乌丸、鲜卑、屠各），长期被视作化外之地，中晚唐时代甚至多次从帝国版图中独立。
河朔军阀，不拜唐皇而拜四圣——四圣者，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其风气足见一斑。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资治通鉴唐纪》
口音的重要程度，又与教育普及程度高度相关。
概而论之，教育普及程度越低、识字率越低、对口语的依赖程度便越高。我国建国初期，文盲率接近八成；照此推算，汉末魏晋时代的文盲率，很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其实以中古社会的教育普及程度来看，在口音问题上，很可能出现“下级倒逼上级”的情况——即由于大量底层士卒存在口音问题，导致文化程度更高的指挥官，倾向于舍弃官音，而与士卒保持口音一致。
比如董卓麾下的李傕、郭汜等人，便“习于夷风”。他们的个人素质固然不高，但这样做其实也更方便他们指挥军队。
（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献帝起居注》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三国军阀特别喜欢用老乡。同时，被军阀重用的老乡，麾下也必定充斥着更多老乡。最终形成带有地域色彩的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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