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常被读者忽略的，是吕布其实还有“忠君报国”的另1面。
布初平3年（192）亡入关东之始，身负“西迎大驾、还于洛京”的重要使命。但因力不能及，且洛阳荒残已甚，故终未成行。
谈到吕布“迎大驾还洛”的使命，绕不开他对刘协的个人情感。
布孤微发迹，1朝平步青云，对刘协无疑心存感激。
吕布出身并州5原（今内蒙包头），地处边鄙。按《后汉书》记载，5原土地贫瘠、作物稀少，不生麻麦。以至“人无冬衣，卧草御寒”。
5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后汉书崔骃传》
发迹后，又被王允轻视，乃至“以剑客遇之”。
（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后汉书王允传》
剑客是“亡命奸臧”的代称。方诗铭曾据此猜测吕布青年时代、在并州大约有过“从事强盗活动”的黑历史，见解可谓精辟。
汉末丧乱，悍夫“自恃勇武、断道剪径”并不鲜见。如关羽、甘宁等辈，皆“发于亡命”。
似布般、靠着“气力过人”而出仕的边鄙武夫，在洛阳城内因缘际会，竟“拜将封侯”。
布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魏书7吕布传》
虽然只是最低级别的“中郎将”与“都亭侯”，但对寒士出身的吕布而言，无疑是1步登天。
考虑到彼时“贵文贱武”的传统，吕布对汉廷无疑是感激涕0。
虽然吕布的职位大多通过董卓表奏，但观其与卓侍婢通奸、又谋杀董卓的故事看，其与卓也无甚感情。
注：吕布的倚仗是“同州”王允（并州太原），政治倾向与董卓相异。
初平3年（192）“手刃格卓”后，吕布1步登天；拜杂号将军，封温侯，假节，仪同3司。最终“与王允共秉朝政”。
以布为奋武将军，假节，仪比3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魏书7吕布传》
“温侯”是王允的故爵，在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彼时处在同为“并州系”的张杨控制下。
吕布从中郎将迁为杂号，成为彼时为数不多的拥有“正式将军号”的人物。在长安城内的“假节”不过是虚封、但“仪同3司”却给了吕布最高的政治待遇。
虽然吕布的“好日子”仅持续了1个半月，但“帝国元勋”的荣耀过往，必然令吕布对刘协心存感激。
注：吕布4月2十3日杀卓，6月1日被关中诸将击破。详见裴注。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吕布人品如何，刘协给予的“最高规格待遇”，对其无疑是巨大笼络。看董卓死后、长安城内“前歌后舞”的狂热氛围，可知被捧为“救世主”的吕布，内心大约也滋生出了“报国情怀”。
（卓死）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4。--《后汉书董卓传》
吕布溃入关东之前，从刘协处无疑得到过密旨。
即“纠结义军，重返关中，迎天子还洛阳”。
“密旨”1事、至少有3处佐证。
其1是吕布与萧建书；其2是吕布与曹操书；其3是张杨护驾。（张扬对吕布…那是真爱，所以张扬护驾，背后定是吕布授意）
这里只提供证据，不再展开论述。
吕布在徐州割据时（196-199），与琅琊国相萧建的书信中，曾明确提及此事。
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英雄记》
建安2年（197）袁术在寿春僭号，诸侯恶之。术为求外援，欲联姻吕布。
曹操为破坏“徐扬合纵”，便以天子名义授吕布“左将军”（1作“平东将军”）。布得书而喜，遂与术绝婚。
吕布上表谢恩时，曾作书于操，谈到“罪臣吕布、本当西迎大驾”故事。
（布）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英雄记》
天子溃走关东（195-196），是在钟繇、丁冲与董承的谋划下，联合“白波故帅”（即西河白波贼）为军事倚仗，强行逃离长安的。
这群“政治难民”在遭到李傕、郭汜的连续截杀后，亡失辎重，已然断粮。靠着河内太守张杨的“军需赞助”，才得入洛阳。
建安元年，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魏书8张杨传》
值得注意之处，是张杨是吕布的“州里人”（并州云中）。且吕布亡入关东初期，为躲避李傕、袁绍等人的刺客，曾长期托庇于河内野王县。与张杨私交甚笃。
（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吕）布。--《英雄记》
吕布在徐州割据时（196-199），屡遣商队赴河内买马。其败亡前夜（199），张杨还曾试图救援；只因路途遥远、云山阻隔，故未成行。
太祖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魏书8张杨传》
吕布虽然肩负“迎天子还洛”的政治任务，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欲光复汉室，谈何容易。
主要问题在两处。其1是吕布势单力孤；其2是洛阳已然荒残，难堪大用。
董卓新死，关中诸将来袭，吕布1败涂地。最终竟率“百余骑”亡走关东。
卓死后6旬，布亦败。将数百骑出武关，欲诣袁术。--《魏书7吕布传》
“百余骑”无疑是吕布的心腹，相当于并州“军官团”。从后续发展来看，高顺、张辽、成廉、魏越等人必在其中。
问题是“空有将领、却无兵马”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因此可以在大量材料中找到“吕布赴关中求兵”的记载。
这就是吕布的先天不足：即时间所迫，无法携主力军队出奔。
（布）求益兵众，将士钞掠，绍患忌之。--《魏书7吕布传》
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魏书7臧洪传》
且吕布流亡路线是“出武关”。从此事不难看出彼时形势的险恶。
（布）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后汉书吕布传》
关中入关东，大道有2：其1是出函谷关入洛阳；其2是出武关入南阳。吕布的使命是“还于洛京”，却被关中诸将逼得无法穿越函谷，而被迫取道武关。
出都出不去，再想进来、谈何容易？
更不用说关中诸将从此闭关锁隘，自成1统。吕布再想返回关中，就更无可能了。
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吕布在关东的“流浪史”，成了标准的反面教材；完全看不出“西迎大驾”的苗头。
这也不怪吕布。
关东诸侯自立天子（刘虞），拒绝承认刘协，袁绍、韩馥等人、甚至带头捏造献帝为“野种”。吕布手中的“诏书”，在关东军阀眼中“分量几何”，也不难想象。
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韦曜《吴书》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是时，洛阳已然“化为丘墟”。即使吕布天赐智勇，也不可能重建东都。
天子对洛阳的幻想，大约出自“对事态的不明朗”。
说得直白1些，吕布是知道“洛阳彻底完蛋”的事实的；但刘协不知道。
昔日董卓迁都、分了两步走。
初平元年（190）年初、将天子与公卿迁往关中；自己则与诸将镇守洛阳，抵御关东联军。翌年（191）年初焚毁洛邑，之后班师长安。
（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2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后汉书董卓传》
由此可见，吕布是“焚毁洛阳”的帮凶；但刘协因早1年入长安，故不了解洛阳的实际情况。
看《献帝纪》、《魏书6》及相关记载，可知天子“还于旧都”时，洛阳已成白地。“杨安殿”建成之前，刘协甚至被迫要在宦官家里栖身。
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魏书6董卓传》
天子初至洛阳，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献帝春秋》
公卿百官弹尽粮绝，出行樵采，因饥荒而死者不计其数。
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魏书6董卓传》
彼时的刘协，大概对吕布的无奈，才始有体会吧？
吕布“西迎大驾、光复洛阳”的政治任务，是常被我们忽略的重要线索。即使注意到这点，往往也被当作吕布的“夸口浮言”。
如果考虑到刘协彼时“被关中诸将挟制”的处境，可知其确实有“逃归关东”的动机。
因此长安城破前，“仪同3司、共秉朝政”的吕布，接受皇帝密旨、便合乎情理。
然而刘协对洛阳的情况却不甚了了。
因为刘协西迁时（190），洛阳依旧是繁华帝都；但吕布西迁时（191），洛阳已被夷为平地。
吕布又不是精通建筑的赵旻，他不可能于短时间内建好洛阳。
吕布面临的另1个障碍，则是关东诸侯自立天子。
虽然刘虞心怀畏惧，对“帝号”拒而不受；但这并不影响刘虞继续与袁绍合纵；更不影响袁绍假借刘虞之名，给手下加官进爵。
绍等复劝（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虞又不听，然犹与绍等连和。--《魏书8公孙瓒传》
可以讲，在“关东自立天子”的恶劣环境下，怀揣刘协诏书的吕布，看起来更像个滑稽丑角。
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魏书十3钟繇传》
职位虽自上授予、权力却由下而来。没有马仔捧场的大佬，无异光杆司令。因此，吕布自关中带出的“御笔黄绢”，在关东人眼中，根本是废纸1张。
昔日谭嗣同有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此话亦道出吕布的窘境。即：要兵无兵、要地无地，甚至唯1的倚仗（天子诏书）也因“关东自立天子”而作废。
最终“仪同3司、共秉朝政”的关中栋梁，竟不免沦为关东军阀的走狗爪牙；先后替2袁、陈宫、刘备等人助拳。反把天子御书抛诸脑后，作笑天下。
谭君虽然“无力回天”，毕竟“死得其所”。
而飞将吕布，虽肩负皇命，却在时代的洪流下，随之沉浮，浑浑噩噩地挣扎，心有不甘地死去，空留1声叹息。
综上，所谓天子诏书，又有何用？
所以，赵旻才会紧张至斯，深恐自己1步走错，将会万劫不复。
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