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于去年其人先父陈纪病重时，娶了荀彧女儿冲喜，所以荀彧与陈群不但为老乡，而且是翁婿。
荀彧苦笑道：“对此，我亦无可奈何。惟有倚仗杨公之望、文举兄（孔融）之名，压制卫将军12。
何况，而今孙伯符割据之势已成，刘景升、刘季玉亦各怀异心，凉州诸侯又尊天子而为汉臣，卫将军雄才大略，必不会僭越。”
荀彧这番说辞极为苍白无力。
但汉室无兵，荀彧又有什么办法？否则他又怎会竭心尽力为曹操献计献策？
为自保而落得反覆无常恶名的陈群，对荀彧的无奈感同身受。
于是其人再次长叹：“丈人，而今我等亦只能尽力拦阻卫将军僭越之举，为汉室尽最后之心力而已。”
荀彧摇摇头：“长文不必如此悲观，我观卫将军其人，殊异于欲僭越称王之曹孟德。
若换成曹孟德身处卫将军之境地，其人入关中后，必将弃关中而不顾。即便其人设计诛贼，亦断不会以战马资敌，使自己落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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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便是杀马制为肉脯充做军粮，亦决不会做出以马易牛之蠢事。
然则…如此“愚蠢”之卫将军，不正是此乱世所需之英雄乎？
正因此故，我方才下定决心，欲借卫将军之力诛除汉贼也！”
陈群蹙眉道：“丈人，今袁本初兵精粮足，而曹孟德兵疲粮匮，兼且卫将军为丈人所迫而提前决战，焉有胜算？”
曹操将败，便涌现出许多妖魔鬼怪。
由此可知汉室倾颓，已无可救药。
其实，当汉室宗亲们野心滋生、并如野草般迅速蔓延之时，便已标志着大汉药丸。
所以，咱们聊聊汉室宗亲之1的刘勋。
从现存史料来看，刘勋当为东汉琅琊国宗室，而琅琊国王刘容，与曹操素来交好。
（刘）勋字子台，琅邪人。--《魏略》
初平元年，（刘容）遣弟（刘）邈至长安奉章贡献……邈至长安，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献）帝，（曹）操以此德于（刘）邈。--《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东汉初年，刘秀封幼子刘京为琅琊王，这1支脉遂于此地开枝散叶。按刘勋籍贯琅琊，当为刘京后裔。
琅邪孝王（刘）京，建武十5年封琅邪公，十7年进爵为王。--《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两汉魏晋时期，士人1旦远离故土，往往在数代之后便“著籍当地”。举例而言，《光武帝纪》称刘秀籍贯南阳，但刘秀的直系先祖为长沙王刘发，刘发的直系先祖又为丰沛出身的刘邦。不难看出，即使是宗室，也时常根据侨居之地改易籍贯。刘勋著籍琅琊，应从此例。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9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刘）发。--《后汉书光武帝纪》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汉书高帝纪》
另外根据《刘晔传》，可以确定刘勋的宗室身份。因为《晔传》称传主“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因此“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
刘晔在汉末乱世担心受到宗室身份的拖累，便将自己的部曲转交给同在扬州割据的刘勋；刘勋无所忌讳，遂欣然纳之。按刘晔为“汉光武子阜陵王（刘）延后（裔）”的出身来看，与刘晔合作并拥兵的刘勋，必为宗室无疑。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德人，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魏书刘晔传》
汉末大乱之初，曹操之父曹嵩为了躲避兵乱而举家前往琅琊。按刘容死于初平4年（193）而曹嵩遇害于同年的记载而论，曹嵩的依附对象必是琅琊国宗室无疑。
初，曹操父（曹）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4年，曹操击（陶）谦。--《后汉书陶谦传》
是岁（初平4年），琅邪王（刘）容薨。--《后汉书献帝纪》
因刘容的关系，刘勋与曹氏、同为琅琊人的孝子丕生母卞氏关系密切。
刘勋在曹魏“贵宠骄豪”、“贵震朝廷”，还参与了建安十8年（213）针对曹操的劝进运动，且在群臣班次中力压夏侯惇，可见他于魏当有大功。
于是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等劝进。--《劝进魏公表》
然而如此重要的人物，在《3国志》中竟全无列传，记载寥寥，且多数围绕其早年割据庐江的事迹（附逆于袁术，大败于孙策），以及之后骄纵不法之事迹（见《司马芝传》）。如此笔法，存在明显的立场倾向，即刻意抹煞其存在、贬低其地位。
刘勋的表字与籍贯仅见于鱼豢所撰《魏略》，这是1部私史性质较浓的史书。照此推断，不仅陈寿未替刘勋立传，连王沈（曹魏时期的《魏书》作者）都很有可能刻意忽略其存在。其核心原因便是刘勋因“不轨”伏诛，事涉敏感。
后（刘）勋以不轨诛。--《魏书司马芝传》
“不轨”是1个色彩强烈的词汇，基本等同于谋逆。按刘勋与曹操的亲密关系来看，这种罪名令人十分困惑。
刘勋的卒年无载，不过建安十8年（213）曹操僭号魏公时刘勋曾参与过劝进，可知彼时尚在人间。然而在建安2十1年（216）曹操僭号魏王之时，刘勋却不见记载，应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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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推断，刘勋当死于建安十8年至2十1年间（213-216），罪名为“不轨”。
结合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曹魏与汉廷内部确实曾发生过1起影响深远的政变，即建安十9年（214）的伏后之难。
（十9年）十1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2皇子。--《后汉书献帝纪》
按刘勋在建安十8年（213）参与劝进曹操，十9年（214）便卷入伏后之难，似不合常理。其实背后有据可循。
伏皇后不仅与刘勋为乡里，还具备强烈的汉室色彩。
伏后出身琅琊东武，先祖伏湛于东汉初年为大司徒，受封阳都侯（隶属琅琊）。而琅琊国先祖刘京于东汉初年受封琅琊，初治莒，后治开阳。两家比邻而居，1为勋贵、1为宗室，绵延百年，或为世交。
建武3年，（伏湛）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后汉书伏湛传》
（刘）京都莒（县）……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书愿徙宫开阳（县）。--《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另外，伏皇后之嫡母为汉桓帝之女阳安公主。从身份角度看，伏氏家族对刘勋当同时具备“乡里”与“汉室”的双重吸引力。
（伏）完，沉深有大度，袭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阳安公主。--《后汉书皇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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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勋虽然凭借私交得到曹操的宠信，但并不能改变汉室倾颓的历史大势。
实际自建安十1年（206）始，曹操便开始大4削弱地方上的刘姓诸侯。同年他废黜了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等8个汉廷诸侯国，只保留了琅琊国，立刘容之子刘熙为嗣王。彼时尚处在刘勋与曹操的蜜月期，此举或有安抚之意。
是岁，立故琅邪王（刘）容子（刘）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8国皆除。--《后汉书献帝纪》
至十8年时（213），未详刘熙之封国是否尚存，但曹操僭称魏公（破坏东汉的王、侯2等爵位制）的行径，却明确地宣示了“以魏代汉”的政治计划，这极有可能导致刘勋产生惊惶畏惧之意。
作为1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傀儡皇帝，刘协在政治上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
在“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的背景下，刘协孤掌难鸣，他反抗曹操的1贯手法，便是通过拉拢外戚、宗室来策划政变。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后汉书皇后纪》
建安4年（199），刘协曾通过外戚董承来拉拢宗室刘备，密图曹操，事泄不成。照此推断，建安十9年（214）刘协通过外戚伏氏拉拢宗室刘勋，也十分吻合其1贯的行为逻辑。
而且按《后汉书》的记载看，伏氏家族自董承死后（200）便“怀惧，令密图之（指曹操）”。按刘勋于建安4年（199）归降曹操，2者的私下往来，或许早已有之。
（献）帝以（董）贵人有姙（身孕），累为请，不能得。（伏）后自是怀惧，乃与父（伏）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后汉书皇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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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后之难的结局相当残酷：伏后2子遭到曹操的凶狠鸩杀，“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9人徙涿郡”。可谓1网打尽。
与此同时，刘勋的下场则是“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按《司马芝传》、《杜氏新书》的描述来看，彼时甚至连与刘勋有过书信往来的臣僚也在清洗之列。
（刘勋）多所属讬，（司马）芝不报其书，1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魏书司马芝传》
（刘勋）尝从（杜）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后勋伏法，太祖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杜氏新书》
虽然《魏书》不言刘勋伏诛的具体原因，但从时间、罪名、下场等角度分析，刘勋有极大概率卷入了伏后之难，并因此遭到夷灭。
至于曹操在此事件中是否存在借题发挥、清洗异己（类似魏讽案）的考虑，则难以定论。不过作为1个染指兵权的东汉宗室，刘勋受到曹操的猜忌当无疑问。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魏书崔琰传》
所以，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刘勋和伏完、伏皇后关系不1般。
民国学者吕思勉曾怀疑伏后之难另有隐情，惜史料所限而未能更进1步。如果笔者的猜想成立，那么刘勋当为其中的重要1环。
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是1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罢了。--《3国史话》
综上所述，到底是伏皇后受刘勋牵连，还是其人连累了刘勋…
由于此事太过于敏感而被鱼豢、王沈、陈寿3人以春秋笔法删减，所以其真相已不得而知。
当然，在本书中，此事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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