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官家和朝廷官员的心思，王伦大致也能够猜到，无非就是“恐辽”“恐金”后，对梁山也“恐”上了，但是田虎嘛，朝廷自然是不会“恐”的。
王伦打算亲征，但是被许贯忠一封书信劝阻了。
许贯忠出任燕山府知府、营田使、观察使，就任地方后，他才知道，王伦所说的“南北隔阂”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燕山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辽国境内的游牧、渔猎、农耕三种文明的交汇点，虽然辽国自建国后就奉行因俗而治，设立南北两院，南院主管国内汉人，颇带了些“民族自治”的味道，但实际情况却是有区别的。
契丹、奚人在汉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汉人在胡化，具体表现就是左衽、习契丹俗、信仰佛教、饮食甚至语言用词都带了许多契丹风格。
又因为大宋朝对南京道汉人用了“番人”这样带有强烈歧视性的称呼，燕山府的汉人，也对宋人用上了“南人”这样本是中性、却依旧带了贬义的称呼。
许贯忠到了燕山府，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平。
首先严令禁止入驻各州县的梁山军士卒，不得继续使用“番人”这样的称呼，本地招募的部分士卒，绝不区分，既不优待也不苛待。
其次在推行均田过程中，对已经习惯了农耕的契丹人等，也一视同仁，只要被官府造籍入册，都严格按照户数、口数、年龄，均分土地。
最后，在燕山府颁布的各种公文中，一律使用规划性的汉字和用语，引导百姓的口语习惯。
许贯忠并没有第一时间依照征东大将军府原本的制度，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压佛教，而是行文规范僧侣的行为，并不禁绝百姓的信仰。
但是对于一些带有草原风格的信仰，则划定为“淫祀”，捣毁祠堂、神像，驱逐聚众祭祀的百姓。
同时许贯忠在燕山府推行了一道王伦下达的、在诸多僧侣道人看来是最为严厉的政策：那就是信仰自由。
这道政策激惹得许多僧侣纷纷抗议，一旦百姓信仰自由，他们又该如何通过恐吓、欺骗，从百姓那里得到供奉？
大约是在辽国统治时期，这些僧侣的社会地位太崇高，让他们忘记了，燕山府是梁山军的占领区。
许贯忠自然不会继续惯着他们，闹事的一百多名僧侣全部被抓，丢进监狱，然后则继续派人到集市、乡野之间宣读征东大将军府的政策。
同时又抓了十多个典型，比如某僧侣曾是辽国南京道高官的座上客，看着道貌岸然，实际上私藏姬妾，私生子就有七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