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红姐上线了。这一章是老阿姨探索鲁迅故居拾遗（北京西城区西三条21号），这里当年居住的鲁迅先生的母亲和夫人朱安。
鲁迅先生的婚姻也是一部中国百年文化的变迁。
初夏，老阿姨红姐来到金融街北侧的北京鲁迅旧居，真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画卷。一棵绿意盎然，枝叶浓密的百年枣树依然矗立在鲁迅故居，诉说着百年沧桑。
提到北京，人们总能想到那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而在这座古老城市的核心地带，隐藏着一座极具传奇色彩的建筑——鲁迅旧居。这里不仅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更是一座生动的文化地标。
老阿姨红姐责无旁贷，带着读者朋友一起走进那座充满故事的老宅，感受那独特的韵味。
北京鲁迅旧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宫门口二条胡同19号，始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鲁迅先生曾于民国十三至十五年（1924—1926）在此居住，于1956年10月19日辟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北京鲁迅旧居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为一座小型四合院，有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内的格局布置，室内的陈设展示，都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居住时的模样，院中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手植的两棵丁香花，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寓所，也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
1979年8月21日，鲁迅故居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5月25日，北京鲁迅旧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27日，北京鲁迅旧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30日，鲁迅先生买下位于宫门口三条21号的6间旧屋的小宅院，议价800元。同年10月31日，鲁迅先生亲自绘制房屋改建图3张。同年12月2日，订立买房契约，付原房主500元。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2日，鲁迅先生付清原房主购房余款300元，房屋改建开始施工。同年2月1日，鲁迅先生收到京师地方审判厅登记处的房屋《登记通知书》。同年5月24日，房屋改建完工。同年5月25日，鲁迅先生和朱安夫人搬到此居住。
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先生南下离开后，朱安与鲁迅先生的母亲继续在此居住。
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鲁迅先生两次从上海回北平探亲，都在此居住。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朱安通过地方法院办理了《赠与契约》，将北京鲁迅旧居转赠给鲁迅之子周海婴。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20日，周海婴取得北平地方法院认证书。同年6月，朱安女士病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通过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北京鲁迅旧居，将其保护起来。
1949年10月19日，北京鲁迅旧居正式对外开放。1950年3月，许广平先生将北京鲁迅旧居和鲁迅生前的藏书、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6年10月19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北京鲁迅旧居的基础上正式建馆并对外开放。
主要建筑北房，北房面阔三间，呈凸字形，是用木隔扇隔开的一明两暗的开间，中间的一间是全家人的起居室。东面的一间是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的住室。西面的一间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
鲁迅卧室。鲁迅卧室位于北房东侧一间的北侧，门开在东厢房北墙上，人称“老虎尾巴”，鲁迅先生自嘲的称为“绿林书屋”，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和卧室，占地面积约10平方米。北墙上有两扇大玻璃窗。
南房。南房面阔三间，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室，是用木隔扇隔开的两明一暗的开间。东、西厢房。东厢房是杂物间，堆放着许多杂物。西厢房是女工住的房间。
鲁迅旧居是一部活着的历史画卷，诉说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跌宕起伏。走进这里，仿佛穿越时空。
鲁迅先生和朱安女士之间的婚姻，充满了时代的烙印和命运的无奈。对于这段感情，鲁迅先生曾用一句话来形容：“她是我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这简单而又沉重的话语背后，蕴含着无尽的深意。
在那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终身大事。鲁迅作为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包办婚姻持有强烈的反感。然而，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孝顺，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朱安成为自己的妻子。
朱安，这个平凡而善良的女子，或许并没有太多文化，但她却以一颗质朴的心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家庭。尽管鲁迅对她没有爱情可言，但他依然尽到了做丈夫的责任，给予她生活上的照顾和关怀。
然而，这样的婚姻终究难以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越发深刻地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差距和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渴望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理想，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
这段婚姻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
同时，也折射出鲁迅先生对于自由、平等以及人权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得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之一。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鲁迅先生独自漫步于街头巷尾，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惊喜和巧合，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徐广平这位志同道合之人。
他们一见如故，仿佛前世便已相识。从文学到社会现实，从思想深度到人生哲学，两人无话不谈，彼此分享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悟。这种默契和共鸣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鲁迅先生前行的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感情愈发深厚。终于，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与徐广平喜结连理，并迎来了他们爱情结晶——儿子周海婴的诞生。
海婴的到来给鲁迅先生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希望。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和美好。从此以后，他不仅肩负起作为父亲的责任，更将自己对世界的热爱传递给了下一代。
在这个新的家庭中，鲁迅先生继续坚持写作、奋斗不止；而徐广平则默默地支持着他、照顾着家。他们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用爱构筑起一个温馨幸福的小天地。而海婴也在父母的关爱下茁壮成长起来……
周海婴：鲁迅独子谨遵父亲遗嘱，后代皆不做文学家，于光环之下，走出专属自己的人生路
1929年的9月即将过完，清晨的上海大陆新村9号，一派平静。
一个通宵写作，刚准备睡去的男人，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说他夫人即将临盆。
男人匆忙赶往医院，还没等他开口询问，医生便拿出一沓手术签字同意书，犀利地问道：“保大还是保小？”
男人呆滞了几秒，坚定地回复道：“保大。”
这个男人，正是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
而当时正躺在手术室中的女人，是她的夫人许广平。
医生立刻转身回到手术室中，拿一把钳子夹紧孩子的头，硬生生将孩子拽了出来。
所幸，母子平安。
就这样，鲁迅唯一的儿子，在意外中降临人间。
因生在上海，鲁迅给他取名：“周海婴。”
不幸是，他只享受了7年父爱，便与父亲天人永隔。
然而“父亲是鲁迅”，却裹挟了周海婴一生，他曾无奈地说：
“我始终活在父亲的‘人场’中。
人们认为“我应该写文章，不能说错话、做错事”
只要有一点问题，就会被扣上“枉为名人之子”的帽子。
但这种偏见，没有让海婴变成一个胆小懦弱、偏信教条的人，反而让他更观照内心，不断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最终活出了真我。
养育过子女的人大抵了解，孩子如果被钳子用力夹出，有多危险。
周海婴虽然幸运地活下来，但从小体弱多病，时不时就会爆发严重哮喘。
受疾病困扰，他总是缺课，读书并不伶利，但鲁迅却从未因此焦虑。
比起学习，他更担心孩子的身体，还为海婴制定了三种治疗哮喘的方法。
轻度哮喘用蒸汽法，口鼻吸入；
中度用“安福消炎膏”加白色薄荷味药膏，贴背部或前胸；
重度将二两芥末糊冲入开水，热敷背部。
每次都药到病除。
折磨海婴不只哮喘，还有痢疾。
当时海婴只有一岁多，为保全性命，鲁迅一共陪伴他去医院打过14次针。
再长大一点，每到夏天，海婴就会起痱子。
这时，鲁迅总会为海婴涂上治疗痱子的药，涂完前胸涂后背。许广平则静静坐在一旁，扇动扇子加快药水变干。
海婴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他躺在父母中间，被爱滋养着。
尽管仅有7年父子缘分，但鲁迅竭尽全力，给了海婴一个可以自由探索且愉悦的童年。
用周海婴自己的话说：
“父亲极力不多给我打击，甚或不愿拂逆我的喜爱”。
海婴六岁时，叔叔周建人通过工作之便，给他买了一套《儿童文库》和一套《少年文库》。
书籍昂贵，海婴年龄尚小，所以许广平并不允许他动这两套书。
可孩子的世界里，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有魔力，海婴想看极了，于是跟许广平哭闹起来。
正在书房写作的鲁迅，闻声赶来，询问缘由后，一起帮海婴说服许广平。
从那天起，海婴的书屋开始被很多书籍填满柜子，可以随意阅读。
海婴后来回忆道：“父亲从不要求我背诵哪段，也从不规定我看什么文章。”
正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
“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或许从那时开始，鲁迅就奠定了海婴一生的基调：
不必光芒万丈，不必成为别人，只需按照喜好，成为自己。
依照天性，海婴的事业不仅没有成为鲁迅的延续，反而与鲁迅颇喜爱的文学南辕北辙。
这一切，与海婴从小历经过的种种密不可分。
海婴100多天时，鲁迅带着全家去照相馆里拍合照。
小小的海婴，还无法走路说话，但却对第一次见到的，可以发出剧烈闪光、声音的“镜匣子”，异常感兴趣。
五感敏锐的鲁迅，很早便发现了海婴对镜头的喜爱，于是更加注重培养他看电影、戏剧，不论走到哪儿，都要合张照。
一次，鲁迅带海婴到日本去，拍下一张照片，后来还在文章中感慨道：
“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儿子拍过一张照，他满脸顽皮，真像个日本孩子。”
通过镜头定格海婴的成长，是鲁迅始终在做的事。
少年周海婴在这样的熏陶下，海婴对摄影有了模糊的概念。
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将会与摄影结下长达70年的缘分。
海婴5岁多的一天，跟鲁迅一起乘坐黄包车，鲁迅看到车夫的手受伤了，不急于赶路，而是语气温和地让车夫等一下。
小小的海婴站在父亲身旁，不知所以然。
他好奇地望过去，只见父亲用随身携带的绷带，动作温柔地给车夫包扎。
这个场景，如一个个慢镜头堆叠在一起，诠释了最底层人民的苦难，也诠释了父亲的共情之心。
海婴深深被震撼了。
从那刻起，海婴学会了平视世界，喜欢上了观察普通人的一举一动。
在海婴眼中，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都过得那么艰辛，大家饱受战争侵袭，很多人流离失所。
可每个人都向死而生，掩藏不住坚强的底色。
海婴逐渐开始理解，自己因为父母的奋斗，过着相对优渥的生活，但并非人人拥有这样的条件。
他也想跟父亲一样，为普通人民做些什么。
然而，还没来得及等他做出些什么，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临终前，他嘱咐许广平：
“孩子长大，尚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就是鲁迅对孩子的希冀，他不求海婴名震四方，只求他健康成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好好生活。
鲁迅的临终嘱托，让海婴明白，他不用成为父母的延续，父母那些未完成的梦想，不必他去实现。
他是他自己，可以去做一场全新的梦。
海婴的梦，生根于幼时父亲带他拍照时传递出的慈爱，也在后来的经历中发芽。
1936年末，鲁迅刚去世不久后，许广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来信，邀她去杭州散心。
那年海婴年仅7岁，自然不能脱离母亲的看管，他们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海婴管她叫：“蔡阿姨。”
在杭州的日子还算惬意，海婴每天随母亲与蔡阿姨外出。
很快，蔡阿姨随身带着的黑色小型相机，引起了海婴的注意。
小海婴发现，这个神秘的“黑匣子”可以把风景收录其中，然后风景摇身一变，就能成为一张张可随身携带或挂在家中的照片，神奇极了。
为了摸摸那台“黑匣子”，更为了弄清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他每天围在蔡阿姨身边，或问这问那，或用心观察。
经不住海婴左缠右磨，在蔡氏简单的讲解后，海婴上手拍了几张照。
当时相机和胶卷的价格颇为昂贵，海婴开心地按下快门，另一边的蔡氏早已“心如刀割”。
在拍下“渔夫撒网”的照片后，蔡氏就将相机收回了。
海婴并不尽兴，拍摄照片的兴趣更浓厚了，拥有一台相机，成了他热切的渴望。
许广平看得出海婴对摄影的热爱，在他12岁那一年，跟朋友借来一台相机。
海婴由此开始专门学习摄影。
起初拍下的两张雪景照片，被许广平起名为“雪痕鸿爪”和“大地蹄痕”。
两个标题之下，是一位母亲对孩子进步的鼓励。
有了母亲的支持，海婴对摄影爱得更加深沉。
此后余生，他从最初的底片冲洗，到后来的数码相机，拍下了2万余张照片。
自始至终，他的镜头下只有一个题材：普通人。
于是，身着简陋衣衫，仍旧满脸笑意、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贩步态，被海婴如实用镜头记录下来。
历经岁月变迁，这张照片成为那个时代里，人民在压迫下展现乐观精神的明证。
周海婴曾拍摄摄影作品《熟食小贩》。